多年来，人们一直认为，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进攻沈阳北大营，发动事变，蒋介石下令“不抵抗”，众口一词，几成铁案。前些年，张学良在吸收唐德刚的口述历史访问时，特别声明，“不抵抗”是他本人下的命令，和蒋介石无关。这样，学术界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就向前推动了一步。但是，还有若干问题并未解决。这些问题是：

蒋介石是什么时候得知日军进攻沈阳北大营的？他的反响是什么？

南京国民政府处理事变的对策是什么？

张学良为何下令“不抵抗”？真的和蒋介石没有关系吗？

这些问题不解决，就不能认为问题已经彻底弄明确了。

四、张学良为何决定“不抵抗”

沈阳是奉系的“老窝”，是张作霖、张学良赖以立身、发迹的根据地，为什么当日本人来抢占这块宝地时，张学良会下令“不抵抗”呢？这里，我们要引用张本人的另一段至今尚未发表的“口述史”了。1992年1月2日，张学良在台北吸收张之宇、张之丙姊妹访问时说：

不但中央，就是连我们（也）根本没方法跟人打。不想打？怎么不想打？打可（能）更坏，日本更高兴。日本就盼望你打呀……打了，（东北就是）我占领的……我们打败了，交涉（时）你（就）得赔偿了……（我）知道怎样安排也是打不过他……人家日本人拿一个师来……那全部我们打不过呀……我们那时候没方法跟他打……就是游击队扰乱，这可以，正面的作战不行……人家一个可以当你十个……跟日本人打仗，他不投降，他剩一个人都要打呀……日本军人实在我可佩服。（九一八事变时）我认为日本是寻衅，找点麻烦，可以（向我们）多要点利益。（我们和日本打）好像拿鸡蛋碰石头，绝对打不过的。

这一段话是哥伦比亚大学请人根据录音收拾的。为赞助读者能读得比较顺畅一点，我添加了少数字词，以括弧表现。

在这一段话里，将张学良将下令“不抵抗”的原因讲得很明确，一是对日本侵华的野心估计不足，认为只是一般性的“寻衅”，“找点麻烦”；一是认为中日两军军力悬殊，根本打不过日本人。在这两点中，最重要的是第二点。

关于张学良拒绝在山海关对日“小加抗战”一事，张学良在吸收张之宇姊妹访问时也曾谈过此事，他回想当时的对话情况：

汪精卫：“你在山海关必定要和日本打！”

张学良问：“中央政府有什么筹备？”“没有（筹备）？打不胜，为什么还打？”

可见，张学良当时反对和日本作战的理由还是“打不胜”，就不能“打”。他之所以保持“不抵抗主义”，有他自己的思维逻辑。

张学良自称“爱国狂”，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早在20世纪20年代即已形成。然而，在面临强敌进攻时，却一再主意“不抵抗”。“不抵抗”当然是绝对毛病的，然而，人们却不能不承认，就总体而言，张学良仍是一个爱国主义者。

五、“不抵抗主义”的历史源头

通过上述分析，读者可以创造，“九一八”之夜和“九一八”之后，张学良的对日政策都是“不抵抗主义”，他并未向蒋请示，也非出于蒋的授意。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不抵抗主义”和蒋介石毫无关系呢？并非如此。早在1928年5月，蒋介石的日记中就提出了“不抵抗主义”。

当年4月，蒋介石自徐州誓师，率兵北伐，目标是打下北京，结束奉系军阀的统治。同月19日，日本出兵山东。5月3日，日军在济南肆意杀害中国军民，残暴杀害山东交涉员蔡公时等17名中国外交人员。4日夜，蒋介石决定中国部队退出济南，分五路度过黄河，绕道北伐。10日，谭延闿、张静江、吴稚晖、王正廷、蒋作宾等在兖州与蒋介石会议。当日，蒋介石日记云：

晨，到兖州。上午，谭延闿、吴敬恒、张人杰到。会议议至下午四时，决取不抵抗主义，宣告中外，而各军渡河北伐，完成革命为唯一方针。故对日本，凡可忍辱，必须至最后亡国之时，乃求最后历史之光荣。余决心，以退至运河沿岸鲁西与徐北，与之决战也。

可能，这是近代中国“不抵抗主义”的最早源头，也是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起源。当晚，蒋介石决定对日道歉，免除第三军团军团长贺耀祖的职务。

11日，日军进攻济南城，蒋介石日记云：

闻今又攻济南城，昨今连命其放弃济南，消息终不得达也。决将总部移动至济宁，余自渡河北伐，暂避倭寇。以原定目标为奉张，如转移于倭寇，则多树敌，有背原则也。

蒋介石的这一页日记阐明，他之所以决定对日军在济南的寻衅“不抵抗”，也有他自己的思维逻辑，这就是，保持消灭奉系军阀的原目标，不能多增长一个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