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新经济形势下——如何实施战略人力资源管理
时间：2011年5月12日（下午）
地点：北京日坛国际酒店 宴会厅
 
主办：中华英才网
会议速记提供商：东方志联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速记 翻译 摄像）
 
会议纪要：
   
1995年我们自己搞研究的，教学的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更不敢这样说，企业的人这样讲，对我们来讲真是耳目一新，有遇到知音的感觉。直到今天，很多人谈这个问题我仍然这样讲，任正非拿出三百万请五个书生，而且是毫无名气，没有任何社会影响和名气的五个书呆子进去，一签就是三年的合同，用这个作为一个指标，大家可以这样讲，任何一个企业，如果能在四个亿的时候拿出三百万请几个没有任何影响的学者进去帮你做内部管理的话，可能这个企业真的有戏。反过来如果不去做这个事情可能没戏。五个人还是三个人并不重要，以此说明外部咨询的重要性。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没有解释清楚的时候，大家亲身感受到这样一个问题非常重要的时候，大家往往容易表现出有病乱求医的现象。成了没头的苍蝇到处钻，这样也给蒙古大夫提供了生存就业的机会。所以，大家犯了很多的错误，严格讲也不能叫错误，叫误区。再加上外部环境，真正对人力资源管理有制约的既不是经济，也不是社会，而是文化。我说的是广意的，我的人力资源管理应该解释成文化决定论，人力资源管理也是被文化所决定的。所以，才会有现在民营企业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是当年老国有企业的问题，比如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现在国有企业反倒能上能下了，60岁到点退休，管你什么人，反而民营企业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了。外资有外资的特殊性，为什么这样？从所有制是解释不通，经济发展水平、效益上也解释不通，我的解释就是文化，中国人骨子里的东西。改革开放三十年还没有变。就算我们谈到80后和90后，在骨子里仍然是充满了这样一些东西的。
    针对这样一些问题，大家犯了很多的错误，面临所谓的选择。战略刚才刘总致辞的时候说了，其实战略一点都不空，战略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东西。我们每天都是在战略的指导下，而不是在技术的指导下在行动，我们每天的举动都有战略的意义。你今天听不听我这个讲座，你今天是来听这个讲座，来参加大师说策的活动还是在公司里上班，这不是个技术问题，不是个方法问题，这是个战略问题。所谓的战略问题，它一定是在三年，甚至五年以后才会体现出这个差异，今天下午是体现不出来的，今年甚至也体现不出来，这叫战略，一点不空的东西。每天你只要做选择，它一定有战略在里面。你今天的选择对你明天或者后天会有影响，所谓的战略就是来解释这个现象，它不是当期的效果，而是未来，看不见，摸不着。在没有发生的时候你很难预见到，中国老百姓不见战略，中国老百姓叫“没有远虑必有近忧”，“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都是战略的思想。这个前提下怎么做？我提一点战略的对策，不是在技术层面上，其实也有，怎么衔接的问题。
    什么是人力资源管理，我通过这些现象，它不是新经济，老经济，从2004年开始，如果大家在人力资源领域时间长一点，2004年联想六百个人裁员5%，所谓的战略裁员，他们叫做高速路上换轮胎，2001年是踩刹车，2000年高速增长，2001年IT进入冬天，发现部队，赶紧踩刹车，结果这个车提起速来以后又大，大了调头难，车没有刹住，惯性跑了两年半，2004年做了两件事，一个是组织结构做了调整，一个是高层领导做了调整，第三件事3月5号公布的正式裁员，一次性裁员六百人，整个业务一下子裁掉，包括FM365，战略转型。当时引起了全国轰动，各大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公司内部外部乱成一团，员工是不是应该把公司当家，在这之前，联想一直倡导的公司是家，员工可以把公司做家来看待，结果一裁员，大家发现公司不是家，公司出问题的时候，它就不管员工了，把你裁掉了，而且这里有很多是刚生了小孩的夫妇，刚买了房子的夫妇，都面临着还贷，要花钱的。当然，它也“N+1”的补偿，完全是符合劳动法的，跟你打过招呼，一个星期一个一个的谈，20分钟解决问题，600个人，技术手段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为什么反响这么大，唇亡齿寒，被裁的人很伤心，没被裁的人也是唇亡齿寒，也很伤心，大家心有余悸，什么时候就轮到我了。2006年，我们院，前几年我们每年搞一个新年报告会，在座的可能有人听过，我们把（张谨）请过来解释一下他们裁员的事情，他们叫做战略性的裁员。2007年，我们把传志请过来，在我们院的新年报告会上解释一下这个问题，联想被国内很多媒体评为企业社会责任做的比较好的企业，我们给他提供一个机会，自己解释一下，一边是对员工不负责任的裁掉，另外一方面社会责任，对员工都不负责任，怎么说社会责任？当然，他解释的非常好，我是代表一部分社会，通过媒体的读者受众来跟他讨论这样一个问题。
    沃尔玛很典型的，到了中国来，他说你建不建工会这是你自己的事情，我没有这个义务，也没有责任帮着你建工会。如果我帮着员工建工会，我有毛病？工会是跟我抗衡的，我出钱出力培养一个对手跟我抗衡，那不一定是有毛病的人或者机构？到了中国的土地上来，你不能按这个推行，雇主必须支持帮助甚至资助工人建一个工会来跟你抗衡。它到最后不得不屈服，雇主出面建工会，全世界也是独一无二的。富士康13跳我们只是看到了今天，大家做人力资源管理的更应该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它是很正常的，不跳才怪呢。因为在这之前它就有问题。在2006年的时候，第一财经就披露过它的血汗工厂，每天的收入不到一美元，这是国际贫困线以下，最后双方打起来，持续了七八个月的时间，最后庭外和解一块钱。当时还没有微博，我也没有发挥一下，我就非常感慨，在中国原来我指望一部分媒体还是能够主持一点公道或者正义，现在看来也靠不住。
    在制度不健全的前提下，媒体有很大的功能或者作用，它的价值就是起一种公道的作用。我不一个个展开了。
    回过头来，问题在于13跳我客观的讲不能怪富士康，跟这13个人有密切的联系，35万人，只不过死了13个，按比例来讲不多，没有超出正常人群自杀率。它的问题出在一，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连续出现这样的事情。第二，形式上都相似，我不是为谁辩解，也不是声张，只是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人民大学还有跳楼的，国家行政学院的教授照跳，他是个司长级的，因为抑郁，我的博士生的直接上司，从家里传出来的信息，他女儿已经注意到他爸爸多多少少的有一点抑郁，给他妈说这两天看好我爸爸。结果3月8号在家里跳下来了。这能说是国家行政学院的事情吗？在人大跳楼的也不见得都是人大的老师或者学生。但是回过头来，要承担什么责任？我自己的解读，你承担的责任你没有把员工当一个完整的人，而是仅仅把他当成一个机器。所以，很多企业，包括中国政府都在出面，试图通过提高工资来解决问题。通过提高工资来解决问题仍然没有走出这个框框，还是把人当猪来讲，人毕竟不是猪。根本差异不在于你给他多少钱，而在于你是不是把他当人。
    人跟猪的差异在哪里，我后面谈。所以，才会有挣钱越多的人越郁闷。如果按比例来算，把人群分分类，收入高的人，自杀的比例远高于收入低的人。你说一点关系没有吗？有，就是时间的特点，所谓的形势，经济形势也好，社会形势也好，法律形势也好，政治形势也好，比如金融危机的同时，很多中小民营企业、制造业都在倒闭，同时我们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政府到企业，大张旗鼓的到海外所谓的人才捞底，去挖金融人才。金融危机了，美国的金融人才不好找工作了，我们这儿需要。当整个股市非常低迷的时候，中国一大批的企业，包括各类民营，比如最近我们不仅把沃尔沃收购了，我们现在把（萨博）也收购了，都是民营企业所为。能不能成再说。后面我会简单说一下这些走出去的企业。
    反差很大，一方面我们6800万的高薪到底是多了还是少了，另外，北京市1160块钱是在半年里连涨三次最低工资。我刚才说富士康13跳以后，政策不能一年一变了，更不能半年就变了，这涉及到几百万，上千万人生死利益的问题，一天就变。6月30号刚公布，7月1号再来一个新的。搞不清楚现在是怎么回事。一边是民工荒，招公难，另外是大学生找不着工作，失业。昨天吃饭的时候，跟当代的张总还在跟我的博士生开玩笑，你博士生毕业以后，不仅找不着婆家，连工作也找不着，比较熟悉了，开玩笑。我说是啊，其实不是找不着，是期望太高。二线的城市他不去，都想呆在北京，现在山东大学要她，她不去，那怎么办？最后我说你下去没关系，你要有本事在哪儿都会闪光的，干好了再回来。她说那得多少年。孙老师，你说北京不好，你不是也到北京来了？你没话说了。1991年我才进北京，1982年大学毕业，就是觉得这边好，现在才发现北京不是人呆的地方，现在骑虎难下，走吧？北京怎么能下来呢？你肯定是在北京混不下去了，也不好走了。即使真的觉得不好。当然，我承认，这个平台给了我一些机会。回过头来，我同样承认这个平台给了很多人机会，不是所有的人都利用好了这个机会。我讲事情，看问题从来都是从我个人的角度出发，我们没办法去指责或者抱怨要求环境，同样的环境下总是有人做的更好一些，为什么不是你？别抱怨。我自己给自己定的，我要在任何条件下都成为最好的人，人力资源管理要解决的是这个问题。
    只是之一，不一个一个展开了，劳动合同法，大家深受其害，我们自己内部就打，大家可能知道（长凯）教授，他是二级教授，我才四级教授，所以，他水平比我高，我们里面就打，他说我是给资本家服务的，他是给工人服务的。结果我后来才明白他给工人服务挣的钱比我给资本家挣的还多。我们那儿还有好几个老师都是搞劳动法的，我们自己就打起来了，中国的事情不能靠法律来解决，靠法律来解决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中国的事情必须靠人情来解决，这是一个情理法的原则的社会，一定是情理法，你要倒过来，死了。孙三条的第一，情理法在任何情况下做任何事情一定记在心上。我为什么被拉下水？不是因为给我钱了，也不是因为有合同，而是兄弟帮忙，碍于情面，不得不。但是我们面临的又不得不去实施，劳动合同法的推出严格讲在现阶段是不合时宜的，北京、上海相对来讲好一点，是因为我们发达等等，到了东莞，我前天还在东莞，2006、2007年我天天在东莞呆着，2008年1月1号，一实施，都有律师证的人，下班的时候就跑到那些工厂门口，工人一出来，拉着一个工人说，你们告诉我你们老板有欺负你们的地方吗？有剥削你们的地方吗？你告诉我，我帮你打官司告你们老板，打了钱你一半我一半，相当多。